6月11日是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，这是我国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。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精彩纷呈的文化遗产。
本期B1版聚焦运河与钞关。大运河自2500多年前起，以世所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至今，见证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。本期报道透过运河上的重要钞关，从税收视角理解大运河的千年历史，品味其背后的文化底蕴。本期B4版聚焦非遗传统戏剧，了解其传承与发展，体会其文化魅力，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对非遗传统戏剧的扶持和助力。
运河钞关：盛衰兴废五百年
作者：柴逢国 孙斌
明清时期，全长3000余里的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，商贾络绎，征收过往船只、商品的关税，成为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。钞关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税收关署，既是京杭大运河畅通的产物，也是商税制度在明代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钞关始设于明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，首批开征钞关税的7个钞关，均在大运河沿线，从北到南依次为漷县、临清、济宁、徐州、淮安、扬州和上新河。
明朝廷对钞关税极为重视，规定“倚势隐匿不报者，物尽没官，仍罪之”，由于征管得力，钞关税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景泰元年（1450年）朝廷增设金沙洲、九江、苏州、杭州4个钞关，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设正阳关于安徽凤阳府，全国钞关从原先的7处增加至12处，并从大运河沿线逐渐推广至湖广、江西、安徽等多地。
明朝初设时，钞关仅对过往船只征收船钞税，以船上所载货物量来确定税款。为便于计征，以船梁的广狭计量开征，船梁在五尺到三丈六尺之间实行等级税率，类似于对过往船只征收过路费。随后在大运河沿线的临清、杭州两个钞关，除征收船钞税外，又对过往船只所载货物征收货税，钞关所征税款均为朝廷直属。据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，在钞关收税之初，过往船只缴纳钞关税时，需分别缴本色钞与折色银，前者归于内府，以备皇帝赏赐臣属之用；后者归于太仓，用于边防军需，均属专款专用。明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，钞关税一度停征，但数月之后便复征，并从原先的计量征收改为按全年43.99万两的定额征收。定额征收使得钞关税失去了收入弹性，到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战事紧急时，朝廷被迫在钞关税正税之外开征附加，此例一开便不可收拾，附加税率从开始的10%攀升至50%以上，到崇祯末年，钞关税背上了“百姓不足，君独拥多”的恶税骂名。
清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清廷将全国钞关精简为大运河沿线的仪征、瓜州、淮安、济宁和天津5处，严禁征收附加。为防止钞关官员加征勒索，康熙废止对超额征收钞关税官员的奖励制度，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，甚至对超额征收2万多两税款的浒墅关监督桑额进行了处罚。但乾隆继位后，钞关数量激增，不仅水路要津增设钞关，陆路要地亦增设钞关，征收货物通过税，并将原先钞关所征船税与货物通过税，统称为关税。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——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朝被迫开放5个通商口岸，中国首次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海关，被称为“新关”；原先钞关则称为“旧关”“老关”“常关”，相应的钞关税也改称为“常关税”，以与“海关税”相区别。
在1842年新海关设立之前，常关所征之税，大体分为衣物税、食物税、用物税和杂货税四大项，舟船通行之地兼征船税；另有常关还兼征房税、牲畜税、车驮税、契税等。新海关设立后，在列强要求之下，常关所征之税限于车船所载之货物。
到晚清之际，随着铁路与海运的兴起，漕运走向衰落。民国之后，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和陆路运输的发展，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的枢纽作用逐渐弱化。到1931年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全面取消内地关卡。大运河上见证了中国五百年关税之变的钞关，从此繁华远去，只余古老的歌谣在风中传唱：“嫩黄柳色水边含，清浦人家聚一湾。十里长堤平似掌，暖风斜日到淮关……”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栖霞区税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）
临清钞关：开设最早，闭关最晚
作者：张士国
临清钞关始设于明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，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升为“户部榷税分司”，该钞关前后存续500年，1930年闭关，是明清时期运河八大钞关中开设最早、闭关最晚、税收贡献最多的钞关，也是目前唯一留有遗址的大运河钞关。
“富庶甲齐郡”——临清与钞关相互成就
明清实行海禁政策，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道。大运河上不仅官船漕运繁忙，还有南北往来的商旅，运河两岸随之崛起不少都市。山东临清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，逐渐成为漕运咽喉、商业都会，素以“繁华压两京”“富庶甲齐郡”著称，在此设置钞关是历史的必然。
临清钞关在明代运河八大钞关之中是唯一一个中央直接管理的机构。据记载，万历时期，户部核定临清钞关年税收定额白银8.3万两，高于京师崇文门关，居八大钞关之首，占运河各钞关税收定额的1/4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实际征收税银117861两，是同时期山东全省一年征收税银8800余两的十多倍。
作为商船必经之地，临清钞关和码头相连，商船过关往往需要等待，等待时商家纷纷上岸，或与当地商人交易，或在岸上住宿消遣，钞关附近以及通往重要节点的道路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和市场。
在临清的市场上，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，如徽商、晋商、闽商、粤商等。据文献记载，明隆庆、万历年间，临清有大小店铺千余家，其繁华程度不仅远超与其平级的州城，甚至在北方省城中也十分罕见，是重要的税源基地。
商船如何过关缴税——临清钞关税制
明代出任钞关的差官一般是户部主事（正六品）或员外郎（从五品），而清代前期出任钞关的差官多为专差官员，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后由督抚兼理。
清朝将税收定额制作为考核钞关官员的重要内容，规定钞关长官“倘征收逾额，则破格优录”“若解不如额，则不准考核”，并根据差额多少，或降级或留任或赔补。
明代临清钞关征收两种不同的税，即船料钞和商税，而其他钞关除杭州北新关与临清关相同外，均只征收船料钞。船料钞以运载货物的商船为征课对象，由船户缴纳。所谓船料，是造船所用木料的基本单位，用以计量船只大小。初期按船只容量大小及程途远近估料征税，从北京到南京间的全程，每一百料纳钞500贯；后以估料难核，逐渐改为依船只梁头广狭定额征税。商税以船载货物为征税对象，由货主缴纳，从价计征，即对过关货物，先由钞关验货定价，再对照朝廷颁发的定价则例，三十而税一。
为防止商人偷逃税款，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朝廷议准商税在临清钞关实行预税制，即在临清预先征收部分到其他地方发卖货品的税款，“一应商货，如在临清发卖者，要纳全税。在四外各地发卖者，临清先税六分，至卖处补税四分”。
清代对钞关制度进行完善，重新核定钞关税收定额，制定了货物过往的征税原则和标准——“商税则例”，实行对船只梁头宽窄和运载量、货物价值综合计征的方法。
一艘商船是怎么在钞关完税的？首先要填写船单，开列船只、船户基本信息；同时填写货单，开列货主和货物的信息。货主呈交报单后，经钞关胥吏核实并计价定税，填写税单，内衙审核后，便可在大堂缴纳商税，而后发给货主“印票”，凭票过关。船主呈交船单，差役核实后发给“小票”，而后赴船厂房写单，赴钱柜缴纳船料钞，根据船的类型、梁头发给木箸，作为出关凭证。钞关一日两次收税放关。
利玛窦和狮猫——运河文化的历史与传承
明清时期，临清作为运河上的经济文化重镇，文人、官员、学子等由南方进京或由京师南下，多经过临清。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对临清钞关的记载。
文学名著《金瓶梅》、“三言二拍”等对临清钞关多有描述。《金瓶梅》中，西门庆的伙计来旺去杭州织造一批衣物，给蔡太师的生辰做贺礼，经过临清时，有办理纳税的描写。
临清钞关也出现在多位外国人的记载中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京途经临清，临清钞关主事马堂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宴席。利玛窦在其《利玛窦札记》中写道：“场面富丽堂皇，足以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君主相匹敌。”从侧面反映了临清的富庶。
国家税务总局临清市税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程伟说：“运河与钞关，曾带给临清繁荣阜盛，运河文化在临清延绵不息。”用以营造北京皇城的贡砖，被誉为江北四大酱园济美酱园的进京酱菜，波斯猫与本地猫杂交的鸳鸯眼狮猫，以及当地小吃托板豆腐、什香凉面、小笼烧麦、徐家豆沫、热羊肚等等，都是运河历史文化在临清的传承，如今仍为临清人民津津乐道。
（作者单位：齐鲁税史馆）
淮安：见证大运河的兴衰往事
作者：吴笑程
“运河三千里，醉美是淮安。”淮安，这座见证京杭大运河兴衰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是曾经的漕运枢纽、盐运要冲，享有“中国运河之都”的美誉。
如今，漫步淮安城中，急鼓惊涛和渔舟星火早已淡入历史的云烟，泛舟水道，一眼千年，是运河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，也是淮安璀璨夺目的前世今生。
运河之都，漕运中枢
如果把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比作一条龙，其龙头在北京，龙尾在杭州，那么它的心脏就在淮安。淮安是漕运总督公署所在地，全国漕运的指挥中枢——总督漕运部院就设在淮安。
部院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城区中心，原址上复建了总督漕运部院的门楼和门前的石狮，朱门上方有巨大的牌匾。比邻部院遗址的中国漕运博物馆中，一器一物，一字一语，无不留存着关于运河、关于漕运、关于淮安的古老记忆。
漕运总督设于明朝景泰二年（1451年），第一任漕运总督由副都御史王竑兼任，其职责是掌管大运河漕粮运输，同时监管运河航道的治理维护。明代多数时间里，漕运总督不是固定官职，带有临时派遣性质。清顺治元年，中央正式将漕运总督纳入官制，品秩为正二品或从一品。
因为漕运总督对漕运畅通非常重要，所以朝廷对总督人选颇为慎重，历史上曾有237位漕运总督在总督漕运部院办公，其中有不少名留史册的人物。如明末史可法曾任漕运总督，清康熙年间的漕运总督施世纶，被康熙赞誉为“天下第一清官”，他也是清代有名的公案小说《施公案》的人物原型。
明清时期，淮安有漕运总督驻节，有漕军、运兵和河工共数十万人常驻，设有明朝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清江督造船厂以及漕粮中转仓常盈仓、丰济仓，还设有淮北盐运分司、淮安榷关等府署。依靠发达的漕运、盐业和商业，淮安吸引了各地的商贾巨富、能工巧匠和文人墨客，城内外店肆酒楼鳞次栉比，“市不以夜息”，有“南船北马、九省通衢”的美誉。“襟吴带楚客多游，壮丽东南第一州”，生动道出了淮安当时的辉煌。
古镇板闸，税史记忆
淮安钞关，始设于明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。淮安钞关按其征税类型共分三类：一是设在板闸的户部钞关，专收商品货物税；二是设在清江浦的户部储粮关，专收漕粮税；三是设在清江浦的工部抽水关，专收船料税，对造船所需的竹、木、铁钉、麻、油等物件征税。
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户部储粮关和工部抽水关均并入了板闸的淮安钞关。雍正继位后将钞关交由地方政府管理，但淮安钞关因其位置重要、关税收入丰厚，仍由朝廷派员直接监督，并于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将宿迁关并入淮安钞关，淮安钞关正式确立了其“三关十八卡”的天下第一关地位。“三关”指板闸关、宿迁关和海州关，“十八卡”则为上一铺、下一铺、清河闸等18个关卡，淮安钞关管辖范畴达4万平方公里。乾隆初年唐英执掌淮安关之时，运河四大关（临清、淮安、扬州、浒墅）平均年税收50.5万两，淮安关以62.3万两居首。
明代中前期，淮安关税收为1.2万两到2.6万两，万历朝以后增加到3万两以上。清代顺治初年，淮安关税额定为2.3万两，其后快速增长，至雍正年间为23万两，再至乾隆年间到达最高峰的62.3万两，有“淮关税银居强半”之说。但咸丰以后，因运道不畅，加之火车、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逐渐兴起，钞关地位下降。
淮安钞关虽已被历史尘封，但现存于板闸古镇的古码头遗址、旗杆遗址等，不仅是古代运河税收的历史见证，也为淮安增添了人文底色。
千年古韵，源远流长
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宣传中心主任赵翠梅介绍，2014年6月，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后，保护和传承运河千年文脉，再现“壮丽东南第一州”的繁华胜景，成为淮安人民的美好愿望。当淮安“百里画廊”的唯美画卷徐徐铺展，江淮水乡“岛、洲、口、荡、闸、堰、湾、滩、丘”的奇妙之旅已然开始。
细雨蒹葭，皓水烟霞。自淮安船闸，沿里运河、京杭运河至五河口，向南经二河、洪泽湖大堤、蒋坝、马坝、官滩至老子山镇，再到龟山村……船在水中行，人在船头看，伴着潺潺流水，运都淮安的百里风光、千年古韵、万种风情尽收眼帘。
华灯初上，在清江大闸眺望，仿佛置身淮安版“清明上河图”中，漫天晚霞下的清江浦楼美成了人间仙境，国师塔上随风摇曳的风铃余音袅袅，里运河两岸街市如昼，河畔古亭里传出的古老唱腔让人不觉痴迷……不知不觉中，时光轻缓而悠然地走了千年，大运河是人间烟火的历史见证，沿岸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也像大运河悠悠碧水一般源远流长。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）
